首先就总体来说，世界政治和经济肯定是互相影响的，从一个个决策者主体来说，考虑的问题肯定是政治角度切入，但又一定是由政治覆盖经济，并在实力比拼当中一定要覆盖到军事、覆盖到关于发展大势的基本战略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感觉，如果比较直率地说，世界应该是变得更好了，因为在核威慑时代，人类越来越有信心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如今全球核大国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战略平衡关系，各大国政治、军事决策必受它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惨痛前例的那么血腥的世界大战，有望得到避免，这个情况对全人类来讲，是一个“向好”的方面。

那么接下来，更进一步的认识，就需要对接一个战略层面最基本的、明确表述的时代判断：邓小平所指出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听来言语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冲击力，但意义极为重大，实际上否定和取代了原先关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基本战略判断。既然如此，就要全面深刻认识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战略机遇期”，和要扭住不放“一百年不动摇”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而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客观上必然更强调一种包容性增长理念，一种共赢与多赢的思维模式，必然要求“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

各个民族国家和经济体，大家将会越来越感受到有可能多赢共赢，越来越多地认同“命运共同体”基本概念，这样就会尽可能避免战乱、避免流血而寻求命运共同体互动中的和平发展。我国国际事务处理和国内在以后基本路线的把握上，显然都应当继续遵循这一战略判断的基本逻辑。然而在实现过程中间，利益格局的演变和不均衡还是必然会引发一些国家的摩擦、局部的冲突与局部战争。现在总体来说，美国是全球谁都不要想去作正面抗衡的拥有最高经济总量、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的第一大国，但是他已经不得不接受“多极化”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机制也给其带来了主动或被动适应多元化的能力与弹性空间。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与美国不断调适相互间的战略均衡关系，“斗而不破”、增加互信和共赢因素，将是双方的理性选择。

在这个框架下把握好客观的机遇期，应坚定不移地坚持和贯彻邓小平的和平发展战略思想，中国就需要在总体姿态“不冒尖”的情况下，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并在全面开放中与全世界求共赢。如能于2050年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将会是在多元化世界里让中国于繁荣成长中真正上升为现已于“G2”概念中初露端倪的“第二极”，那时如果欧元区发展得比较好，那就正好是形成三极。不管会是两极、三极还是N极，一直到2050年前后，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化崛起基本见眉目的演变过程中间，总体的人类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和世界和平力量上升所表现的，必是老百姓有更大可能性避免战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更高的概率变为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各种综合发展指标在数量表现上比现在更前进。当然这些是乐观一侧的总体说法，这里面也有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比如在国际事务和战略均势中会有一些“搅局者”，那有可能会给世界局部地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因素。

中国现在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争取进一步“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又正面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系列的矛盾凸显和历史性考验。有些事情的讨论就得更加推崇理性、更寻求全盘考虑。如果按照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基本精神，并扩大到“四个全面”总体部局，那么里面最内核的逻辑，我认为仍然是邓小平给出的和平与发展战略判断、创新思维和多赢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