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牛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股价平均涨幅明显慢于每股收益平均增幅，因而股市平均市盈率(股价/每股收益，分子变大慢于分母变大)总是处于相对低位。二是每一轮牛市涨得从容、有耐心，涨得持久而四平八稳，但累计涨幅却不会过大。这样的“慢牛”，不仅可以自动分解并吸收消化“市盈率泡沫”，而且投资收益相对稳定。

短熊的主要标志也有两个：一是熊市持续时间比较短；二是熊市累计跌幅不会太深。这样的“短熊”，具有较强的自我疗伤及自我恢复功能，它不会让投资者产生过于伤心、绝望的感觉。

事实上，18年来，中国股市的“牛熊交替”规律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类模式：1996年以前表现为“快牛快熊”，1996年以后表现为“快牛慢熊”。无论哪一类模式，都与西方成熟市场的“慢牛短熊”大相庭径、相差甚远。在“快牛快熊”或是“快牛慢熊”的市场格局下，我们经常所能看到的便是“暴涨暴跌”、“大起大落”，一会儿“涨过头”，一会儿又“跌过头”。中国股市要想步入“慢牛短熊”的运行格局，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至少还需迈过三道“坎”或三道“关”。

一、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国民提供多元化的投资选择

实际上，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只有两个品种：一个是国债，另一个是股票。其中，国债收益太低，而股票风险太大。在国债与股票之间缺乏最重要的过渡性品种——公司债，目前，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垃圾债（投机级别公司债）尚未面世，公司债券的真正市场化发行与定价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与此同时，中小板规模还很狭小，创业板、融资融券及股指期货还有待推出，目前中国股市除了单边做多，根本无法获利。因此，每逢牛市，投资者总是一哄而上，义无反顾，无人能挡；相反，每逢熊市，投资者则又是一哄而散，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很显然，对于普通的中国城乡居民而言，他们的投资渠道是极其狭窄的，居民的银行存款储蓄经常左右为难：国债吧，收益太低，不如存银行省事；买股票，“取之于股市、还之于股市”，风险太大。因此，投资者的唯一选择就是：遇牛市就猛赌一把；遇熊市就大撤退、大转移。

因此，中国急需构建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包括现货产品市场和衍生产品市场。在现货市场中，股票、债券及基金是三大支柱产品；在股市中，既应有主板，也应有创业板及场外市场（OTC）；在债市中，既要有国债系列，更要有公司债系列（包括垃圾债券）；在基市中，既要有股票基金，更要有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同样，在衍生产品市场上，从低级到高级，从低风险到高风险，我们既要有融资融券业务，也要有权证、股指期货、利率期货、股票期货及股票期权等产品。

只有多层次的证券市场，才能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投资产品和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从而分散投资、分散风险；只有多层次的证券市场，才能有效分流银行存款储蓄，进而促进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降低过高的国民储蓄率。

二、推进股市的“市场化”改革，革除“政策市”的痼疾顽症

发达股市大多都是历史悠久、成熟规范的国际投资市场，它们不仅有着一个股票供求相对均衡的市场，而且更有一个市场化的发行市场。因此，在“均衡市场”格局下，无论遇到牛市或熊市，它都表现得相对镇定从容，既不会涨过头，也不会跌过头。

相反，中国股市还是一个只有18岁的新兴市场，并处在快速成长之中，由于发行市场存在明显的非市场化行为，比方，上市指标的稀缺性与计划配给，以及新股发行价格的人为限制，如此等等，导致市场供求的长期失衡。

正是由于中国股市尚未真正完全市场化，因此，政府不得不包办甚至过多地干预市场，这样，也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策市”（股市）。在股市节节攀升、疯狂暴涨时，股民个个开心、人人得意，机构与基金更是趁机浑水摸鱼，当政府苦口婆心、反复提醒“股市有泡沫、买者自负”的时候，人们丝毫不予理睬，而且投机往往更加疯狂；当股市泡沫大到无法容忍时，政府不得不出面调控打压，以期稳住市场。

然而，一旦牛市走到尽头，熊市正式开始节节下滑，这时，即便不是政府的责任，机构和媒体都会立即以种种借口和“大帽子”要挟、绑架政府救市，股民更会不依不饶，埋怨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这一景象完全形同小孩闹脾气。于是，政府经不住舆论的“威胁与恐吓”，出于社会稳定与安定团结的考虑，政府又不得不施展一切手段“救市”，以期稳住市场，不让它过快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