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5复旦[微博]管理学国际论坛”于7月18日-19日在上海召开。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副总编辑秦朔出席并演讲。


　　秦朔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经济供需失衡，产能严重过剩，而用高投资维持经济高增速的方法已不可取。其称，政府对经济下行容忍度已经在逐渐加大。


　　而引起秦朔担忧的是，产能过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报纸、剧院等文化等领域，产能过剩问题同样存在。而对于问题产生的原因，秦朔给出了四个解释。


　　一是外需不足。第二，内需不停挤水分。三是传统的、同质化的、大规模的生产商主导的商品化模式不能创造用户价值。四是被互联网为代表的新需求捅了最后一刀。


　　秦朔在演讲中强调了互联网时代“连接”的重要性，其称，中国未来仍有很多机会，但企业一定要用新思维连接市场。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徐匡迪理事长，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同学，下午好。


　　今天下午借这30分钟的宝贵时间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中国经济以及转型的看法，当我们想到新常态，想到这个新的时候，往往会感到欣欣向荣的一种新局面、新气象。但是事实上我们无论看国际还是看中国，这个新常态下也可能有更多的挑战、更多的危机。


　　中国经济在下行当中有所企稳


　　最近两年从IMF[微博]等很多的统计、调查来看，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中国经济深度调整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个新又意味着格外艰辛。


　　从刚刚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如果跟去年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下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或者说三期叠加的阵痛、换挡、消化仍然在很严峻的发生，GDP在下降，进出口总量在下降。固定资产的投资从以前习惯的20%几到前几年10%几，现在已经接近10%了。PPI连续40个月的负值，到上半年是-4.6%。当然，出口在增长，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也在增长，第三产业在GDP的总占比也有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下行当中有企稳的一些亮点出现。


　　如果通过结构去分析，就会发现第三产业上半年增加8.4%，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上半年股票的成交额与去年同比增长了5.4倍，所以由此带来整个金融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7.4%，相当于整个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倍增速。从房地产来讲，上半年也感觉到企稳的趋势，上半年的销售面积由负转正，但事实上去库存化的压力仍然很大。上半年整个经济比较亮丽的持续增长的还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无论是软件、电信业务、互联网零售以及跟这个有关的物流和快递，这方面是比较明确的亮点。


　　用高投资维持高增速不可取 政府对经济下行容忍度加大


　　大家讲到中国经济最近几年从增长速度来看七上八下，去年有63.6万亿这么大总量的情况下，增速的下行是很自然的，并不需要过度的担心。如果看日本、德国，还有韩国以前的历史，它们也都经历过8%、9%这样持续的高增长，但是在这个阶段结束以后，也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换挡，而它们的降幅比中国今天从接近两位数回到7%的降幅还要大，所以从这个规律来看，经济的下行并不需要非常的恐惧。但是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如果为了维持增速，我们用更大的投资，而且投资效率不高，我们要不断提升杠杆率和负债率，用这种方法去拼增速，问题就会比较大了。


　　根据高盛的统计，过去11年的时间里，中国总体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56%上升到243%。如果按照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大概是220%左右。中央政府和中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是比较健康的，杠杆程度不太高，但是中国企业的负债和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上升都很快，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债务杠杆，按照高盛的统计，接近170%，这个数字超过了国际警戒线(90%)，企业的压力非常大。如果我们继续维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以及相应的杠杆率，虽然我们可能保持7%的增长，但未来的负债率，整个宏观负债和GDP的比重，2027年可能会达到348%，而你要降低宏观负债率，降低投资率，比如从50%压缩到40%，更多依靠内部消费，我们的增速还会一步下降。


　　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到，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可见政府对于我们整个增速下行的容忍度是在不断增加的。如果不容忍经济下行，只有用更高的杠杆去刺激，而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维系下去。


　　中国经济供需失衡 产能严重过剩


　　当我们看到今天有亮点，有政策，但是也有很多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会想到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所以马克思讲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由于资本私人占有，不断扩张，但是你的消费，由于群众的贫困和消费力并不能同比增加，最后你不顾市场限制的生产，总有一天要崩溃，所以就有危机。


　　我们中国的危机也可以理解为供求失衡的危机，而且还存在供求失衡状态正在常态化、长期化，进入新平庸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是没有或者无法把危机出清，而且在不断延续。所以从国务院2013年的41号文里讲到，我国钢铁、水泥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有很多行业是接近全行业亏损，在工信部最近每年发布的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中，涉及领域更多，而跟这些产能很大程度上有相关性的都是跟房地产有关，水泥、钢材等等，包括机械设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到去年11月末，我们的房地产库存大概有接近6亿平方米，所以几乎现在要找一个行业没有过剩都很难。


　　我们来看一下根据相关权威部门的发布，电解铝如果以现金成本计算，50%的企业是亏损的，我们的光伏和风电过剩也非常严重。按照化学工业联合会的测算，氟化氢行业产能利用率只有64%。换句话说我们投了很大的资金，建了厂房，建了生产线，建完以后根本没办法得到利用。


　　产能不过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这还不限于我们经常讲的工业，举一个例子，这是最近正式披露的一个数据，我们看上海全市报纸去年的总利润只有2.41亿。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最近新华网要IPO，我们看到在它的预披露里面《上海证券报》一年的利润是1.95亿，我所在的第一财经日报是3100多万的利润，如果把专业财经报纸拿掉以后，剩下的总利润就是1500万。这不仅仅是上海的情况，这是全国很多城市的情况，它是不是也意味着你今天的生产其实已经跟市场脱节了呢？但是每天还在生产。更广泛地说，我们的有些院团，一年一出戏都没有，很多剧目都没有观众，但是还要去排。所以这种供求过剩的失衡性，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过剩和无效、低效产能对应的资产成为中国经济最大负担


　　从整体上说，这种供求失衡带来什么后果呢？企业负债率不断升高，企业利润质量越来越差。产业链条拖欠款非常严重，现在很多建筑公司为发展商施工，基本的账期都是一年以上，包括大牌的很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给建筑商的账期是500天。很多我们自己身边接触到的服务行业，比如说咨询公司，哪怕服务很好的品牌，现在都已经到了要自己贷款给员工发工资。这本质上是因为你服务的生产商，因为它的产品滞销、停销、去库存，所以这个账期越拖越长，三角债不断加剧。你当年投入了那么多的资本，有那么大的消耗，那么大的存量，所以你的折旧很厉害，你要想维持，要有更多的资金注入，银行会不断提高对你的利率，要有担保等等，因为你是高风险的产品，所以资金成本是越来越高。由于我们整个资本回报在下降，整个的生产效率也在下降。像我们人民币(6.3660, -0.0049, -0.08%)汇率也存在潜在的贬值的压力。因此概言之，与过剩和无效、低效产能对应的资产成为中国经济最大负担，不能提供好的回报，而是在吞噬新的注入，我们在路径依赖中越陷越深。


　　传统供应模式跟不上新需求的发展


　　中国没有新的机会吗？不是，核心问题已经出现了新的需求，但是传统的供给无法满足新的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新常态九个方面的变化，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市场经济特点、资源约束、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等。我们核心的问题是传统供应模式跟不上新需求的发展，这是我的观点。


　　比如从消费角度来看，过去模仿式、同质化、低差异的还是很多，但是个性化的、多样化的，比如说在一条柔性的企业生产线生产出来的每一辆汽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更多的消费者参与与定制，你获得的产品跟另外一个人是不一样的，类似这样的东西现在开始萌芽，开始发生，但总体上来讲还不是主流。投资上来看，我们30多年高强度的大规模开发以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也在出现。所以当我们国家的经济有很多生机出现的时候，传统的供给模式没法满足，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传统供给模式被四因素颠覆


　　因此可能有人要提一个问题，传统的供给模式这么糟糕，干吗不关了。很多企业说了，我有工商执照，也是辛辛苦苦批下来的，怎么能一下子掐死？现在没有办法很快把过剩的、低效甚至无效产能出清，但是这个原因一定要解剖清楚。很多问题往往是来自于昨天成功的东西，但是今天恰恰变成我们的束缚，我个人认为传统的供给传统模式是被四个东西颠覆。


　　一个是外需不足，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生产、美国负债的大循环结束。第二，内部内需在不停的挤水分，在过去我们很多时候用了很多补贴的、撒胡椒面的方法补贴低效的本身缺乏自生能力的产能。比如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极大的放松了银行的信贷，很多地方的企业本身可能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靠自己力量生存下去，而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为了刺激当时的经济增长，可以给他土地的优惠、水电的优惠、人工培训的优惠、税收减免，他一算这样我是可以活下来的。单个企业这样可以活下来，但是全国这么多地方都用这种方法去刺激经济以后，所有的产能问题都浮现出来以后就变成一个谬论。第三，传统的、同质化的、大规模的生产商主导的商品化模式不能创造用户价值，过去很多都是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相应都是高投资、高负债、高消耗，然后有一个高增长，这个模式现在新的消费人群、新的消费者，包括传统需要升级的消费渠道，它不接受了。最后一个就是被互联网为代表的新需求捅了最后一刀。1999年前后BAT和三大门户网站出来，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出来，所以1999到2010年可以分别定义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元年，当时的小学生、初中生、大学生等等，他们开始接受信息更加对称、更加透明、更加国际化的模式，所以他们养成了一些新的消费需求，可能在过去我们理解的需求，可能很多跟硬件有关，但是现在他们的需求很多跟软件、社交、游戏、互动和很多在线的东西在一起。


　　比如刚才我举的例子报纸，PC互联网对传统的杀伤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2010年以后，2011年是整个中国报业的拐点，中国报业收入永远也回不去了，所以看移动互联网这五年的时间把整个传统媒体全部以前的商业模式给颠覆掉了。以前你有特许生产权，有专属的传输渠道，然后有用户，然后有广告主。今天是生产者无穷多，借助到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时间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广告主跟着用户走，所以原来的模式、整个的价值链全部改变。所以传统供给模式是被自己的路径依赖和面向新需求的无视、无能、抗拒、畏惧所杀死，我们今天面临这么多的困难，别怪别人，别怪政府，要怪自己。


　　比如说小米杀死了传统的功能机，门户侵袭纸媒，微博侵袭门户，微信侵袭微博，机器侵袭人，网购侵袭线下零售和批发，余额宝[微博]、微信支付、芝麻信用侵袭了银行业务。消费者参与的工业4.0颠覆了封闭生产，大数据和精准投放颠覆了传统的广告业，OTT颠覆了传统电视，服务电商重构重塑酒店、旅游、餐饮等等，在线教育颠覆传统教育。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环节的信息交流都会加速，数据传输和计算成本逼近于零，产品极致拓展和快速迭代成为可能，跟我们以前的模式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未来有很多机会 企业要用新思维连接市场


　　中国未来有很多机会，我们在优化空间布局，比如在国内的长江经济带等等，在国外推进的“一带一路”。我们国内的制造业正在推进工业和信息化的融合，以及网络化、智能化、定制化、服务化，还有创新。我们未来的服务消费的空间非常大，从原来的衣食住行，到现在的旅游、购物、教育、娱乐到医疗、养老、健康等等，服务消费的空间也很大。国家在未来的新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有很多规划，我们在很多的新兴产业领域里，都有很多的布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生机的这一面，很多新的趋势都在发生，比如服务的增长快于工业的增长，工业中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长较快，传统过剩行业继续低速增长，消费发展势头明显好于投资，消费中升级类产品销售明显快于一般消费品种，我们新的市场主体在不断涌现，我们的新技术革命都在为未来新一轮爆发进行充电。


　　当我们看到很多过剩的危机，看到很多需求带来的生机，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自身的变革，你要用新的思维连接新的市场，这个本质上跟我们整个商学院教育所倡导的发扬企业家精神，焕发内生动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创新，持续带来好的商品和服务，激发需求，满足需求，都是一致的。使你达到现在位置的东西不会使你永远保持在今天的位置，必须要用新的一些思维面对新的需求去颠覆自己已经习以为常的很多观念、很多流程、很多方式。所以互联网思维会对我们理解产品，用参与、个性、联网的方法去理解产品，用社交、移动的方法理解媒体，用智能、服务和互动的方法理解制造，用人格、拟议的方法理解品牌，用娱乐的方法理解消费场景，用扁平化和平台化的方法去理解组织，互联网思维是一个系统，可以贯穿在企业所有的环节，从一个简单的产品到智能产品，到智能互联产品，到整个产品系统到整个产品体系，现在的阿里和小米都是从最早的一个产品，到今天变成一个智能化、互联化的一个生态体系，变成一个生态圈的建设者。


　　年轻创业者用新的模式去理解传播，去理解跟消费者的关系，去重新连接的时候，他在不经意间会找到突破口，很快就起来了，如果我们还停留在传统的路径依赖，停留在自我骄傲上，我们永远没有进步，只能是越来越向政府伸手。


　　我们刚才讲到了上海70家报纸的利润只有1500万，我们看像今日头条这样通过大数据、机器化搜索的公司，现在一个月有1亿多的收入，这家公司的估值是几十亿美金。像喜马拉雅这样的电台、音频，最近我刚刚去看过，它是5亿美金的估值，而且完全符合整个创业的潮流，让很多普通的人可以在上面注册。在这样很多平台里，重新去连接需求，他们能让每一个个体都得到释放，让每个消费者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这跟我们传统的大众化的所有人看的一张报纸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为你而定做的，由你选择的。所以这种变化正在发生。


　　什么才是未来真正有价值的资产


　　所以未来真正有价值的资产应该是数字资产、用户资产、创造力资产，企业真正的能力是发现新市场的能力，以及做好产品的能力，不再是买土地、建厂房、买设备，而是要做出好的产品，提升我们产品的合规性和产品价值，我们再也不能用一种忽悠消费者的态度去做这种低价值、低差异的产品。最后是构建快速响应用户需求的组织。


　　中国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中国仍然有可能成为在世界整个经济周期中的一个大赢家，但是我们仍然要清醒的认识。总结起来中国的危机实质是生产过剩危机，中国的生机在于创新，这种大规模低差异生产的商品化时代必须或者已经在结束，银行扩张的黄金时期也会结束，政府大兴土木的时期也会结束，当然也不是说这些全是落后产能，我们有很多地方很漂亮，但是我们的地下像管道仍然有很多的需求，中国的产能也有机会得到释放，所以过剩的危机中也存在着机遇。


　　中国整体差异化很大，所以中国有很大的韧性和空间去兼容很多的产业。同时要说的是生机之中也有危机，如果你的创新都是概念，都是题材，都是炒作，真金不怕火来炼，而留下来的真金并不会很多。转危，政府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要焕发生机，发现消费者新的需求的生机，更多需要依靠微观经济的主体，更多要依靠市场化决定性的力量，而政府更多要做好一个营造好的环境，提供好的公共产品供给，创造好的制度供给，这样一个角色。


　　因此结论就是，每一个企业，包括每一个个体，焕发生机，我们自己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也相信在我们80后、90后甚至00后身上，他们不仅代表了消费的需求，而且他们作为在互联网时代跟全球信息充分交流的这一代，我相信他们有更好的人力资本去推进整个转型。所以整个的结论就是我信中国能赢，谢谢大家。


　　不要言必称西方


　　提问：秦老师你好，我想知道中国的国际化是以上海为出发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城市，您觉得中国的管理和世界所谓的一些管理大师的差距在哪里？还有我们中国的国际化到底是怎样一个发展趋势？


　　秦朔：从我自己在1990年开始从事媒体工作，长期在财经商业方面的经验，我自己对中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家在管理开拓、管理创新方面的实践能力有非常充分的信心，而且我也相信他们今天的探索的很多模式事实上已经是世界领先。不要言必称西方的东西。在今天中国的商业舞台上，拿美国来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还有比尔盖茨，还有今天的Facebook，这些跨越百年的企业家，可能今天同时出现在一个商业舞台上，因为我们的差异性非常大，很多是同步发生的，所以我相信实践出真知，如此复杂的环境，如此多变的环境，如此多的挑战，一定能造就出很有韧性、很有想象力的中国模式，当年像阿里巴巴[微博]这样的公司出来没有人想象到会成为今天这样。在未来五到七年的时间，中国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公司在规模企业的排行榜上会具有最多的权重，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跟国内国外进行交流的很多理论、模型、方法、模式却没有很好的总结，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做研究的人的失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推进《改变世界》这样一个项目的原因，谢谢。


　　朱镕基下决心解决产能过剩 让中国轻装上阵


　　徐匡迪：我提一个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供大于求，中国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来解决这个供求问题，应该说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难题，但是很遗憾到现在为止，今天是第一次听秦朔先生讲这个供求问题，过去都回避这个问题。你认为让市场把一大批企业淘汰好，还是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在适当的时候来淘汰，这两者你认为哪一个好？另外从理论上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前就说了资本主义一定会生产过剩。


　　秦朔：马克思当年说，生产资本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资本家无止境追求剩余价值和劳动者相对贫困的处境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最后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剩是常态，某种程度也是倒逼企业提升自己能力的方法，并不可怕。但问题是，在面对过剩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用了一些不太恰当的方法，进一步加剧了这样过剩，扭曲了资源的配置。


　　换言之，如果有一个更好的社保体系和再培训体系，是不是不一定还要开这条过剩产能的生产线，还要去生产，让包袱越来越重，让宏观杠杆越来越高？能不能在有些方面，保人，但是不一定要保落后的生产形态？同时，我也不认为很多的过剩行业就没有希望了，就像刚才讲到的媒体，其实你可以不转行，但是你必须转型，可是要转型它也需要很大的动力，如果政府还能给我不断打点滴，还能够让我很舒服地存在，或者用一些非经济的理由证明补贴的合理性，那么我为什么要转呢？从我自己的体会来看，我们很多的地方政府是一种父爱主义，加上短期任期的“政绩导向”。地方领导只在任三年五年，他不愿意面对化解过剩产能的挑战，不能把这个事搞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一些企业出事了，政府首先是把债权人找来，我政府给你承诺，你先把款贷下来。




　　朱镕基总理在任的时候，当时中国也是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当时纺织业等也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当时能下这个决心，如果当时不下这个决心，也是采取类似今天的大力投资的方式，中国加入WTO[微博]以后能不能轻装上阵，展现强大的竞争力，可能是不行的。


　　最后，我也同意徐理事长的看法，我认为在解除我们现在很多危机的过程中，的的确确政府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也不认同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有产业政策就是干预，我们看日本、韩国和很多国际上的例子，政府在某些情况下的一些产业政策，也都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后发经济体，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过度的过多的，特别是微观层面的干预，最后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公平性，也会让很多企业躺在这个上面，这方面的确应该有极大的改变，所以在解决产能过剩，解决供求的问题上，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安全网和培训系统以后，还是要尽比较大的力去推动很多很多的改革。这是我的一些体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