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华文明历史大背景中寻找《水浒传》的文化定位

中华文明五个阶段

第一、玄起：文明的起源

中华文明远古时期，河图洛书出，五千多年前的伏羲创立八卦，教民用网渔猎和驯养野兽，倡导男聘女嫁的族外婚，创造文字数字取代结绳记事的形式，发明陶埙、琴瑟等乐器，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

三千多年前的周文王姬昌，在位50年，勤于政事，创周礼、著周易、施仁德、拓疆域，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奠定了全面发展的基础。

第二、玄通：文明的扩展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已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百家争鸣，道家、儒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兵家、农家、纵横家等各类人才层出不穷，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在人类轴心时代的重要文化地位。

"世界历史轴心期"这一概念是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按照雅斯贝斯的说法，这个"轴心期"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800 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在此期间，"世界上的所有三个地区（指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

提示：中国倾向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西方倾向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倾向处理人与神的关系，这三大关系的倾向性代表人类三种文明的分化。

第三、玄鼎：文明的鼎盛

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直到唐朝中期，是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此时中华文明儒释道三合一，形成中华文明稳定的文化架构。

公元747年，唐玄宗下诏天下人才入京赴试，诗圣杜甫等人应试，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让所有应试的人全部落第，并上贺朝廷野无遗贤。至此，成为中华文明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无数事实证明，当一个朝代大量启用民间人才的时候，就是蓬勃发展的时候。反之，当不再重视启用民间人才的时候，就是走向衰亡的时候。

第四、玄灭：文明的衰落

  自唐朝中期以后，中华文明一直在走下坡路，上演的是一场场人才与奴才较量的大戏，《水浒传》中108个人才，败在奴才高俅的手下；能够统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人才岳飞，败给了善于察言观色的奴才秦桧。

  中国持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实质就是奴才选拔制度，导致的结果是人才越来越少了，奴才越来越多。到了清朝末年，中华文明已经衰落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

第五、玄烨：文明的复兴

   公元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一千多年来民间人才的第一次觉醒，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

  近百年来，无数华夏精英在积极探索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并与想全盘西化中国的奴才们进行着坚决彻底的斗争。

 的横空出世及其一生伟大的成功革命实践证明，只要能够大量启用积极探索中华文明复兴的民间人才，中华文明的复兴就会指日可待。

二、从王朝历史周期律定位《水浒传》

   但凡中国人，几乎都看过四大名著，或看小说，或看电视剧，或听评书，中国人身在中国这块独特的土地上，滋养着独特的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中国王朝更替，春夏秋冬，历史轮回，犹如这四大名著，道尽历史沧桑。下面我为大家解剖中国王朝历史波动的时间线。

1、春天：《西游记》

    春天总是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西游记》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成熟的象征，儒家、道家和佛家三分世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你可以走儒家的功名利禄之路，受阻了也可以走道家的个人修仙之路，还可以走佛家的四大皆空普度众生之路，总之，未知生，焉知死？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大唐帝国顺应人民解脱人间疾苦的需要，去西天取得真经，度众生脱离苦海。

   《西游记》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核心在于春天要播种，人生要制定一个目标，没有目标的人生，犹如僵尸，犹如妖魔鬼怪，只知道吃喝玩乐，只知道长生不老等很低级的人生追求，《西游记》给予人生高尚的目标导向。

     历史上，大唐帝国登顶世界文明之巅，大唐盛世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它起于公元七世纪上半期，终于公元八世纪中叶。大唐政治开明，思想解放，人才济济，疆域辽阔，国防巩固，民族和睦，在当时世界上是无比繁荣昌盛形象。直到今天，海外华人仍被称为"唐人"。唐朝出现了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在历史长河中仍光彩闪烁的有为皇帝，更在盛唐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武则天。同时，大唐经济文化璀璨夺目，对日本、西亚乃至欧洲的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于是，唐帝国就是中国王朝的春天，给老百姓希望，给人类文明一盏灯！

2、夏天：《水浒传》

   夏天总是炎热的，人总是容易情绪化的！封建王朝的夏天总是充满了矛盾，积蓄的力量导致山洪的爆发！这种爆发力量来自王朝体制的惯性！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民不反，官的腐败得不到遏制，王朝体制无法疗伤！民不反，民的智慧也得不到滋长，人类文明也无以升华！

  中国几千年的官逼民反，几乎所有民间起义都是失败的，《水浒传》更是投降作死而告终了，唯有领导的人民群众革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终于推翻旧世界，创生一个新中国！

  《水浒传》的初心是好的，可结局是悲剧的！一生都在批判宋江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其兄弟情义的极度虚伪！当然，对于孝道、对于兄弟情义这种骨子里的情感，中国人至死都不会抛弃，这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水浒传》同时还告诉我们，个人英雄主义是救不了中国的，只有靠团队，靠先进的政党组织，靠马列主义思想！

3、秋天：《三国演义》

    秋天是收货的季节，也是分配的季节！中国王朝内部的权利争夺赛围绕皇帝的领导力沉浮而展开，从而天下分分合合。《三国演义》说的是三国时代君主羸弱，导致诸侯混战，中国土地在皇朝精英的统帅征伐下，财富重新分配，这是贵族之间的战争，是强者之间智慧的比拼。强者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求才若渴，依靠权力和谋略独霸一方；强者孙权借助父兄开创的基业，依靠孙刘联盟，独守江东，割据一方；强者刘备有刘关张三结义，更有汉室血统，凭借仁义兴天下，终得蜀汉地块，延续汉朝龙脉。

   《三国演义》给予我们的启发是皇朝领袖的人事震荡必带来朝廷震荡，战争虽然让老百姓遭殃，但战争也积累了皇朝内部战争的智慧，一旦对外战争爆发，比如八年抗日战争，是如何指挥战争的，那绝对是战争的艺术。

4、冬天：《红楼梦》

   冬天是萧瑟的，是刺骨寒冷的，也许就是死亡的象征！《红楼梦》是如此深刻的接近封建王朝的体制，从教育根源上指出王朝简单更替的无意义，难怪宝玉不喜欢功名利禄，却喜欢儿女柔情，把男女平等看的是无比尊贵，特别是喜欢林妹妹，崇尚自由恋情，这分明是挑战封建皇权专制体制，具体有挑战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挑战臣民世界观或主奴世界观，挑战官本位的历史观，挑战天下礼乐等级认识论，挑战天命皇家血统论及挑战说谎作伪无思的方法论。

  《红楼梦》无疑是封建社会的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期待的是来年春天有更新的人生希望！  

三、《水浒传》小说的创作史实

  宋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史载最早的一个水浒故事见于《大宋宣和遗事》，讲到北宋末年徽宗时，奸臣蔡京、高俅、童贯当权，许多忠义之士被“逼上梁山”，结成以宋江为领袖的一伙儿36人 ，劫富济贫。这36条绿林英雄，横行一时，无人能敌。朝廷只得招安，命他们去征讨方腊。宋江因收方腊有功，官当到节度使一级。

 《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对宋江的英雄传奇也有提及。到后来街谈巷议，使水浒故事盛传各处，原先的36人一小伙儿，也演变成了一百单八将。

    可见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是《水浒传》的远祖，正如胡适所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末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金瓶梅》又寄生在《水浒传》上进一步创作，影响力更胜一筹。

四、《水浒传》中的男人和女人

   不论从哪个角度说，《水浒传》都是一部男人书，其人物性格极其丰富，一百零八人（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不重样儿，各具形神，以《水浒传》第28回金胜叹点评为例，说：

  “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

   《水浒传》女性人物少得可怜，给人留下印象的主要有三类：

梁山三女杰：一丈青扈三娘（59）、母大虫顾大嫂（101）和母夜叉孙二娘（103）；

四淫妇：武大妻潘金莲、杨雄妻潘巧云、宋江妻阎婆惜和卢俊义妻贾氏；

外加一贞烈：林冲之妻林娘子。

   从对她们的描写，尤其以极其夸张之笔来写两位潘氏女性之死，强烈反映出作者封建传统的男权视角及相应女性观。

五、历史上评价《水浒传》

《水浒传》研究专家吴越曾总结，对《水浒传》的评论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认为《水浒传》是描写英雄好汉的，包括施耐庵自己也认为，我写的都是英雄好汉。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当时的国内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甚至于说这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因此梁山好汉起义就写进了历史书，得到了承认。领袖宋江也迅速取得了与岳飞、郑成功、太平天国英雄李秀成等人同等的地位。

  这一阶段舆论对宋江的正面评价与有很大关系。1944年，看完新编评剧《逼上梁山》，“十分高兴”地驰函编导，表示祝贺，还“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延安时期，就曾在抗大说：“《水浒传》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被逼得上山打游击。”

   重庆谈判期间，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为此，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

评价水浒英雄

 谈及具体的梁山好汉时说，“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开酒店的朱贵是“做特务工作的”，“专门打听消息”。还说“要有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此外，在不同场合，谈到的还有鲁智深、武松、李逵、柴进、三阮、张顺等人。

   肯定吴用和三阮的人品，也赞扬武松、鲁智深和李逵。在长征途中，说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武艺，“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建国后，又称李达是哲学界的“黑旋风李逵”。这是因为他们颇有斗争精神，浑身是胆，才力过人。

    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作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讲中提出：“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1959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诙谐地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进，没人推荐，我来介绍。”

    从点评水浒人物来看，他喜欢富有血性、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人，而员应该是这样的人。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全民评《水浒传》，当时宋江的评价由云端跌落谷底，家家批水浒，人人骂宋江，连三岁娃娃也要到水浒里去抓宋江。

    “批水浒”的起始是的名句：“《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是研究《水浒》的专家，一生读了七十年的《水浒》。他欣赏《水浒》，晚年重点点评了梁山的领导人物。他谈到梁山第一任领导人王伦，“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也谈到第二任领导人绰号托塔天王的晁盖，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

  《水浒》的主角是梁山第三任领导人宋江。在40年代初期，曾对身边的同志说：《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他也谈后期宋江不行，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这是十足的投降派。

六、以结局评说《水浒传》

  《水浒传》中，每一个好汉出场，都是武艺高强。在小说中，似乎谁的武艺高强，谁就能得胜。但是，聚义于水泊梁山的108将不但没有推翻贪官，在被“招安”后，“征辽”、打方腊、田虎、王庆。最后，108将大多数没有好下场。

  由此看来，《水浒传》的结局本身否定了“武艺”的效用。

  俗话说：“少不看水浒。”大概就是告诫：不能过高估计武力的作用。历史上，不可一世的战争贩子，结局都一样。

  说到底：“得人心者得天下。”

  只有正义的战争，最后才能获得胜利。

七、一部《水浒传》就是江湖犯罪学的圭臬和社会犯罪学的大百科全书

 《水浒传》尽显世道人心的腐化堕落，官场的腐败与无能、公权力缺失、司法不作为、公务员以权谋私、警察滥用职权、黑道分子嚣张、黑道犯罪猖獗。

  社会的荒诞、江湖的凶险、丑陋的人心、异化的人性、猥琐的心灵、歹徒的狡黠、盗匪的猖獗，变态的杀戮与暴力的恐怖的盛行其道。其中许多犯罪场景，图财害命，草菅人命，令人发指，不忍卒睹。

   从人道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正义价值观的理性角度出发，当代法律人和犯罪学家，必须对于这类纯粹的刑事犯罪行径予以严厉的鞭挞和道义的谴责，这些也是《水浒传》中所谓“江湖义气”以外的丑陋糟粕，是施耐庵刻意描写的真实的江湖世界中的阴暗面，故应把其作为犯罪学教科书中的反面教员，警示后人，教化社会，导人向善，预防犯罪，杜绝犯罪，以儆效尤。

八、老子和孔子的社会治理观对比

《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而取此。”

  治理天下的四种状态、四种层级：一是上德之治，二是上仁之治，三是上义之治，四是上礼之治。这是一个治国水平逐级变差、每况愈下的情况。

  为什么会逐级变差、每况愈下？

  这背后是君王朝廷对民众的干预不断加深的过程，是民众的自主活力日趋减少的过程。简单说，就是民众愈来愈不自主、不自由的过程。以德治国，是政治权力伸到了道德伦理领域，把道德伦理、生活风俗当成了政治的工具，权力一元化的控制，这破坏了民众本身自有的道德精神。

  如果“上义之治”是强盗治国，那么“上礼之治”是流氓治国。

九、鲁迅评价《水浒传》：哀其被辱，怒其欺人

   鲁迅是有思想的人，他的思想质量还不低，我觉得他思想最核心的还是在于他的“立人”的思想。关于人的发展很难说有多么丰富的思想形态，但这是一种信念，它体现在鲁迅的文学作品、杂文的各个方面。人的发展、温饱、生存是鲁迅价值观的核心。

  鲁迅的基本核心思想是“人应该怎么做人”，这个做人的标准其实是很高，鲁迅主要不是从正面去写，而是从负面去说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在做人，没有做好人。

 鲁迅“立人”的思想是从负面的形式展示的，鲁迅专门有段定义讲：“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从奴隶到奴才的思维路径：自己想要有奴才，要做“人主”。一是快乐，二是欺人，三是想要做人主，这才真的是奴才与奴隶的区别。

十、从组织建设对比《水浒传》和华为

   任正非在华为2018年IRB战略务虚研讨会发表讲话，这篇讲话体现了一位伟大企业家所具有的家国情怀。

  任正非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将是和美国的关系可能会出现比较紧张的一个阶段，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投降没有出路，从来亡国奴就是任人蹂躏，我们不会愿意甘做亡国奴。”“现在我们和美国赛跑，到了提枪跨马上战场的时候，一定要把英雄选出来，没有英雄就没有未来。”

 “我们公司整体情况是好的，整个公司嗷嗷叫，不怕谁。我们有能力自己站起来，不做亡国奴。”

   听到任正非的这段话，我们耳边仿佛又回响起《再见吧妈妈》中“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高吭嘹亮的旋律，或许正是因为华为有这种“自己站起来，不当亡国奴”的斗志，有中国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危机意识，才使得华为成为一家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伟大的企业。

  中学时读《水浒传》，前三分之二部分读的我血脉贲张，忠义侠情，大口喝酒，快刀复仇……但读到后三分之一就很郁闷，很受伤：怎么那么好的兄弟说翻就翻了，而且极端冷血和残酷，不都信誓旦旦地结过义拜过把子吗？

   这些年研究企业组织史，阅读、观察和经见的多了，突然醒悟：

  “梁山聚义”原本是一部创业故事，过程充满了人性较量，每一页表现的都是司空见惯的忠诚与背叛。

   企业家们不妨闲时翻翻，把它当作小说版的、中国式的、反面的人力资源教科书。事实上，我们的多数企业组织都或多或少地有着“梁山模式”的影子。

   “梁山模式”的精髓是情义观。你没钱，我也没钱，大家合伙去抢，抢完后论功分赏、就地分脏，分银子分位子分码头，唯独不分使命与理想，因为这样的乌合组织本就没有使命与理想。    

    “梁山结义”的一大特征是，一群人忽喇喇聚拢而来，每个人都有着“不凡的过往”—人人都是“老江湖”，大都带有成分很杂的、鲜明粗砺的自我价值观和功利色彩，因此从“创业”起步时，这个草寇班子就充满了互相算计、大阴谋与小阳谋、站队跟人与吹吹拍拍、利诱权诱与威逼恐吓……

   经历一番震荡后，才形成暂时的组织平衡，但平衡、稳定的前提是：壁垒分明的上下等级和层层效忠的江湖文化。“兄弟”、“大哥”、“老大”这样的称谓在中国的企业组织中盛行，创始人或企业的各级主管也娴熟于、热衷于以这样的称呼和方式维护、维系与员工的关系。

    夫妻店、父子兵、兄弟帮、校友舍友战友结盟创业，这是许多民营企业的原型构成，它的前提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烙印：家文化，扩展开来就是血缘或准血缘关系之上的熟人文化。正因为是“自己人”—儿子或者“义子”“类义子”，所以充分信任，充分放权，用人不疑……

   但结果常常是悲剧性的。这种管理的“黑洞”是建构于情义观之上的熟人模式，除了“自己人”之外的都是“非我族类”的陌生人，都不可相信，而只要是“自己人”则会充分信任，包括放弃原则。

   比如黑旋风李逵忠义当头，拿着大板斧到处砍人，但他只杀大哥不满意的人，唯老大宋江马首是瞻。老二老三拉山头本不应该，老大拉山头更是荒谬！但这却是许多企业的现实存在。

十一、《道德经》揭示企业文化建设精髓

   提示：在企业组织建设中，文化机制是核心，企业家的领导力是关键，从内到外直接决定企业制度的四大机制包括绩效机制、分配机制、使用机制和培养机制如何落地和实施。

十二、人类文明进化的四个关键步骤

   世界任何地方的文明，无不与世界共存于一个大系统中。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化都遵循如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比

   这个世界总有人仰望星空，也有人埋头做事。但任何一个系统要想与时俱进，你必须开放，只有开放，你才能知道自己的思想可以与远隔千里之外的某个高人较量一番，才能检验自己是智慧还是愚蠢。

   所以，比是物竞天择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系统进化的先决条件。

很多时候，我们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比如，中日甲午战争，比如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一对比，中国的柔弱无能表现得一览无余。

   确实话，自明代闭关锁国以后，我们中华民族就是坐井观天了，没有了比的对象，哪来的民族和社会的进步？

第二步，从

  比过之后，谦虚的人会跟从先进者学习，拜其为师。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彻底抛弃孱弱的传统中国为老师，改拜西方文明为老师，从而率先在亚洲崛起为工业强国。

  日本的这个从是很彻底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面额最大的万元日币上，印的就是他的头像，面色严肃，目光坚毅。因此有时候人们也将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

   纵观福泽谕吉一生，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富豪大贾，只是一介书生。他身后所遗也只仅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为什么在去世115年之后还能够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一位日本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福泽谕吉因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

第三步，北

  学习先进文明后，我们该如何？北就是方向，北就是方略。

  在东方国家转型过程中，几乎都遭遇了文化碰撞，“国家到底向何处去”也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同样问题。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分别交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出版《劝学篇》的同一年，福泽谕吉也出版了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

  福泽谕吉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并且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

  23年后，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同名著作《劝学篇》，在中国风行一时。对于“中国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张之洞提出的答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看来，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他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

第四步，化

  有了方向，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走向新生呢？这需要大量繁重的转化工作。

    1879年，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发表《国会论》，阐述日本开国会的理由。文章连载一周，天下舆论沸腾。不但其他各家报纸议论喧哗，乡下地方也波涛汹涌，最后甚至地方的有志之士都到东京请愿开国会。

   随着快速近代化，日本社会形势不断变化，政治商业变动不居，因见解的不同而造成敌我分明，对立激烈。福泽谕吉认为，在这个时节最需要有一个不偏不党的言论平台，发表公正持平之论。“我在心里自问自答：现在日本国内，能够经济独立，文思俱佳，本身对政治、商业没有野心，又能超然物外的，舍我其谁？”

   就这样，福泽谕吉创办了《时事新报》（日本《产经新闻》的前身），他确定的办报方针是 “独立不羁”，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福泽谕吉说：“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福泽谕吉亲自撰写社论，评论时政，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引导社会舆论，推动社会文化进步。

十三、《水浒传》总结

《水浒传》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反面教材，正面教材有：

1、思想：老子著述《道德经》！

2、政治：创立新中国！

3、经济：任正非创办世界级企业华为！